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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新冠疫情三年，我们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，随着新冠病毒慢慢“进化”，病毒貌似也不那么可怕,据官方报道，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，引起的重症和死亡比例明显低于之前的原始株，人们从最开始的“谈毒色变”到现在的“渴望放开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，事物的运动发展是变与不变的统一。既然客观情况都在变化，那么在司法的领域，我们是否也要有所转变？

        那些因病毒被处罚的人

        这三年来，几乎每一个疫情爆发的地方，都会有人因为妨害传染病防治而被处以刑罚，笔者从裁判文书网、网络新闻找了几个例子展示给大家。

案例一

        （2021）辽0105刑初693号，闫某是某医院的法定代表人，因违反疫情防控措施，擅自收治发热患者，导致当地在37人被感染，169人被医学隔离，最终法院判闫某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，被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。

案例二

        2022年12月3日新闻，娄底市的两名新冠病例，在出入多个公共场所未按规定佩戴口罩，行程没有向社会报备，造成疫情传播，该两名患者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案例三

        2022年11月26日新闻，武汉公安对3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立案侦查，一名故意隐瞒接触人员、一名隐瞒行程，还有一名是在封控期间擅自外出。

案例四

        （2022）浙0326刑初657号，被告胡某某从事运输工作，在2022年3月期间，多次驾驶货车往返上海、平阳，违规下车与他人接触，胡某某为躲避排查，向当地谎称其无返回计划，后被确认为新冠患者，造成195人被隔离管控，当地某村被封控14天，当地法院判处胡某某1年有期徒刑。

        相关的案例、新闻多不胜数，如果这些情形发生在三年前，笔者认为还可以接受，毕竟大家当时的共识就是，新冠肺炎会致命，如果发生在近期，这就有点机械司法。我们先看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。

妨害传染病防治罪

        《刑法》第330条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，拒绝执行相关机构提出的预防、控制措施，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，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。

        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、霍乱，非典型肺炎、新型冠状病毒不属于甲类传染病，根据最高检、公安部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一）》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，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应予立案追诉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国家卫健委”2020年第1号公告，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乙类传染病，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

        犯罪构成：实施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        客观行为：客观行为主要有多种类型，在当前情形下，与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是这种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

        主观方面：一般认为属于过失犯罪，但笔者认为本罪属于故意犯罪，即行为人故意（包括间接故意）实施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，拒绝执行相关措施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实施的客观行为，需要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的严重危险。注意一下，需要存在不特定的或者多数人被传染的危险。

刑事处罚是否还有必要性？

        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，这些法益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，还包括社会秩序、经济秩序等，为了保护法益，刑法规定了如何惩罚犯罪行为，但惩罚只是手段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护法益，因此，这就要求在司法的时候，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，还需要考虑保护法益这个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司法人员在司法时可考虑形式与实质的危害结果。举个例子，张三新冠检测阳性后仍然到处跑，导致100个人被感染，如果不考虑实质危害，那么张三就会被立案侦查，罪名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，因为张三的行为在形式上造成了危害结果。如果这100个人有90个人是无症状患者，有10个人只有轻微的感冒症状，没有造成医疗挤兑、没有影响社会秩序，此时还对张三进行刑事处罚，笔者认为这样并不妥。

       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在《刑法》的第六章第五节，该章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，前面的例子中，如果张三的行为实质上没有影响到社会管理秩序，也没有影响到被感染者生命健康权，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动用刑律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人可能认为，张三的行为导致了当地全员核酸检测、地区封控，极大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、工作，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，影响了社会秩序，应当处以刑罚。对于这种情形，笔者认为，层层加码、动不动就全员核酸、全域封控，才是影响社会秩序的根本。

刑事案件的处理建议

        虽然新冠肺炎仍然属于“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、控制措施”的乙类传染病，但司法人员在处理“妨害传染病防治罪”的相关案件时，充分考虑病毒的实质危害性，不要机械司法，笔者提出以下处理建议：

        行政处罚：对于没有造成重症或者死亡的案件，即使存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为、造成新冠病毒传播，也可以考虑仅处以行政处罚，例如罚款或者行政拘留。

        刑事立案：针对已经刑事立案的案件，既然目前新冠病毒的致病能力在减弱，那么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先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，毕竟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社会危险性，后续可以撤销案件或者交给检察院处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审查起诉阶段：检察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可以核查一下被传染人员的情况，如果大部分是无症状病例，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，又或者犯罪情节轻微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，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        审判阶段：如果案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，宣告被告无罪比较难，因此有可能会涉及司法赔偿的问题，法院可以考虑判处被告人缓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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